2008-08-29

Johnson vs. EP Thompson (a brief)

江森曾直言,一段不願回首的往事是他個人參與到文化研究及歷史的大討論。

江森曾是個很好的社會史學者,他反思並批判指出一些英國歷史研究的問題,例如地域主義、英國中心、文化主義等。江森進入文化研究後也反映歷史研究內部不同路數的衝突,特別指新的、不同的左派的史學家之間的爭論。

近期我閱讀江森於2001八月出版的專文「Historical Returns: Transdisciplinarity, Cultural Studies and History」(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IV, 3:261-88),江森一開頭就問道:「為什麼文化研究需要歷史?」他提及學術生涯中最暗淡的時刻,是發生在1979年第十三場歷史工作坊,與E P Thompson(湯姆森)及霍爾所展開的一場公開交鋒,有嚴重的激辯。

另外早些時間,在Graeme Turner著、唐維敏中譯(1998;亞太出版)的《英國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中,江森指出:「從湯姆森的角度,定義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歷史研究與歷史書寫方面的研究興趣,尤其強調歷史研究對現勢分析的關聯性,但是文化研究對湯姆森個人,以及一般歷史學者的研究,仍舊多所保留」。基本上這場論爭的焦點就是在於江森及霍爾試圖融合文化主義及結構主義的立場(政治上的人道主義,理論上反人道主義), 且看Turner 的描述,「在結構主義的鼓勵之下,文化研究理論者對湯姆森(以及威廉士)集中個人經驗的作法,視為浪漫而回歸到人道主義的行為」。順著當時某些以結構主義方式進行的歷史研究,如口述史、民族誌歷史研究,一九七八年江森在歷史工作坊期刊登載,認為結構主義的概念可以對歷史學者帶來莫大助益,比如常民研究,他尤其指控湯姆森「重經驗,而不重理論」。結果是持續性的爭論,例如湯普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化主義立場)自己當年也寫下《理論的貧乏》 (The Poverty of Theory)對歐陸文化理論進行批判,指出馬克思結構主義如同史達林主義般地邪惡。經歷這場論戰,多少程度說明江森力圖於文化研究及歷史兩造間對話時曾受到的批判,例如當時「大批信件湧進,紛紛指控江森是歷史的文盲、阿圖舍派的走狗、空洞虛無的理論主義,或過度氾濫的反人道主義者…在文化研究內,江森曾經被視為一位歷史方面的佼佼者,但是顯而易見地,歷史學者至今仍將他視某異端份子」(Turner, 1998)。

雖然江森自認這段歷史及文化研究的決裂是其人生的黑暗時光,但他在這場江森平日不願多談的公開辯論一年後,他就接掌霍爾,成為CCCS主任。他的確透過爭論確立了文化研究有用的歷史觀,,如他定義,即歷史可以說「是」也「不是」伯明罕研究中心各種表現的重心,只有相對少數的出版刊物採取歷史的取向,而大寫的理論總是較歷史受到關注。研究中心放棄文本分析的工具,轉而聚焦於如何將日常生活的歷史當作核心,即了解主體性的歷史性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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