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實作:Richard Johnson經典研讀會: 2008/08

江森曾直言,一段不願回首的往事是他個人參與到文化研究及歷史的大討論。

江森曾是個很好的社會史學者,他反思並批判指出一些英國歷史研究的問題,例如地域主義、英國中心、文化主義等。江森進入文化研究後也反映歷史研究內部不同路數的衝突,特別指新的、不同的左派的史學家之間的爭論。

近期我閱讀江森於2001八月出版的專文「Historical Returns: Transdisciplinarity, Cultural Studies and History」(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IV, 3:261-88),江森一開頭就問道：「為什麼文化研究需要歷史?」他提及學術生涯中最暗淡的時刻,是發生在1979年第十三場歷史工作坊,與E P Thompson(湯姆森)及霍爾所展開的一場公開交鋒,有嚴重的激辯。

另外早些時間,在Graeme Turner著、唐維敏中譯(1998；亞太出版)的《英國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中,江森指出：「從湯姆森的角度,定義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歷史研究與歷史書寫方面的研究興趣,尤其強調歷史研究對現勢分析的關聯性,但是文化研究對湯姆森個人,以及一般歷史學者的研究,仍舊多所保留」。基本上這場論爭的焦點就是在於江森及霍爾試圖融合文化主義及結構主義的立場(政治上的人道主義,理論上反人道主義), 且看Turner 的描述,「在結構主義的鼓勵之下,文化研究理論者對湯姆森(以及威廉士)集中個人經驗的作法,視為浪漫而回歸到人道主義的行為」。順著當時某些以結構主義方式進行的歷史研究,如口述史、民族誌歷史研究,一九七八年江森在歷史工作坊期刊登載,認為結構主義的概念可以對歷史學者帶來莫大助益,比如常民研究,他尤其指控湯姆森「重經驗,而不重理論」。結果是持續性的爭論,例如湯普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化主義立場)自己當年也寫下《理論的貧乏》 (The Poverty of Theory)對歐陸文化理論進行批判,指出馬克思結構主義如同史達林主義般地邪惡。經歷這場論戰,多少程度說明江森力圖於文化研究及歷史兩造間對話時曾受到的批判,例如當時「大批信件湧進,紛紛指控江森是歷史的文盲、阿圖舍派的走狗、空洞虛無的理論主義,或過度氾濫的反人道主義者…在文化研究內,江森曾經被視為一位歷史方面的佼佼者,但是顯而易見地,歷史學者至今仍將他視某異端份子」(Turner, 1998)。

雖然江森自認這段歷史及文化研究的決裂是其人生的黑暗時光,但他在這場江森平日不願多談的公開辯論一年後,他就接掌霍爾,成為CCCS主任。他的確透過爭論確立了文化研究有用的歷史觀,,如他定義,即歷史可以說「是」也「不是」伯明罕研究中心各種表現的重心,只有相對少數的出版刊物採取歷史的取向,而大寫的理論總是較歷史受到關注。研究中心放棄文本分析的工具,轉而聚焦於如何將日常生活的歷史當作核心,即了解主體性的歷史性建構。

訪學組織者：李宇軒（文藻國際事務系；blue95_7399@msn.com）

訪問學者姓名:Richard Johnson

學歷:
BA (History) Clare College, Cambridge 1963.
Ph.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8.

學院經歷:
1966-74講師,社會史,伯明罕大學
1974-80 資深講師,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罕大學
1980-87 主任,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於1987卸任),伯明罕大學
1987-93兼職資深講師,文化研究暨社會學系,伯明罕大學
1994 兼職高級講師,國際傳播及文化研究中心,諾丁漢川特大學人文學院
1996-2004 升等為文化研究的教授,諾丁漢川特大學人文學院
2004退休；兼職於諾丁漢川特大學人文學院,專事論文指導。

國際研討會、訪學及學術報告發表（1987- 2007）

Cultural Studies (American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 New Orleans, USA, plenary session with Gayatri Spivak on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Graduate Centre, CUNY New York USA for consultation with Professor Stanley Aronwitz on cultural studie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In US Journal Social Text 3 Day visit?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USA, discussions with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faculty, 3 day visit?)
Popular Memory (Erasmus CS Network, Amsterdam),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Erasmus CS Network, Tubingen, Germany)
National Heritage and Popular Memory (Amsterdam. Workshop with museum worker with Raphael Samuel and Barbara Henkes)
National Identity (Institute of Empirical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ubingen, Germany, ‘Compact course’ of one week to advanced students and faculty. Tubingen is a major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Germany responsible for renovating the German tradition of Volkskunde or Folklore Studies)
Education Policy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Popular Memory and World War II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iesole, Near Florence Italy; two day visit with postgraduate seminars while also examining a PhD thesis there))
Teaching Cultural Studies (Berlin)
What is Europe? New Contexts for European Studie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rsaw- Plenary address at major European conference)
Sexualities and Nationalities (Department of European Ethnology, Hombolt Uni. Berlin, The Department is a major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Germany, One week ‘Compact Course’)

近期參與英國研討會、報告發表及訪學（1998-2008）
Teaching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Schooling and Sexuality (U of Brighton; Op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ssociation UK )
Family and Sexuality (Social History Society UK),
Cultural Studies as a 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 'Cultural Returns Conference' (St Hugh's College, Oxford).
Cultural Studies as a 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heffield).
Frontier Masculinities: The Bush/Blair Partnership and anti-terrorist rhetoric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Centre, Warwick University; TCS Seminar,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Blairism as Passive Revolution (Sociology and Women's Studies, post-gra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Gramsci and Religion (Leicester Secular Society)
Politics , Media and the Question of Trust (De Montford University, Politics and Media Group)

（一）目的
本計畫規劃於2009年的春季，力邀英國文化研究領域重要的學者理查江森(Richard Johnson)。江森之於文化研究，至少有兩大重要的貢獻，可供台灣學界參考。一是文化研究系譜的描繪;二是文化研究教學的反思，包括在CCCS近二十年的教學經驗。特別希冀透過江森的來訪，協助學者反思台灣與英國文化研究的研究經驗之異同，並以他的豐富教學研究經驗，促進台灣文化研究各社群及學者的跨校、跨科際交流，例如組織政治大學、交通大學及東華等文化研究單位，共同擬定議程及論壇。以下簡述江森生平、著作及社會實踐。

（二）自／傳記
1939出生到1966之間的江森與大多數英國人的養成過程差不多，有青少年的愛情與煩惱，初高中時是媽媽眼中的好兒子，不是愛耍帥的小伙子，有異性戀的情人，對同性戀有罪的感覺，想做個波布米亞藝術家，關心新左派的動態、搖滾樂、讀Richard Hoggart的《The Use of Literacy》、CND (反核武運動)，1974年開始受到女性主義影響，推動女性運動。
江森從事學術工作前已觀察新左派運動，其歷史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受女性主義和對國際反核武社會運動的影響，反映了當時重要的社會結構及歷史性問題。江森後來接下霍爾於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缺(Stuart Hall1979離開)，見證此研究中心八十年代被壓迫、收編，最終於1993年，宣告第一次退休(時五十六歲)。江森八十到九十年代學術生涯的轉折，雖然有些戲劇性，但由學術政治的角度來看，正反映某程度的英國文化研究的邊緣精神。當時研究中心面對新自由主義的萌興，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則回歸傳統的主流分類中，江森面對這場學術政治的重新集權化、市場化的趨勢，「不只一次辭主任職」。

（三）出版、研究課題
江森在文化研究、教育、歷史及基進歷史學的出版作品咸保持一貫的水準。他總是在學科之間，以及尤其是知識議題與當時的實際的及政治議題的結合處尋求創新的交界點。他總是以有系統性、清楚的及根植於在地脈絡的方式進行寫作。例如他一直強調在自己教育的社會學及歷史作品中，嘗試與老師及政策擬定者對話。從許多可見的實踐，如受邀至外地發表報告及教學，在他作品涉及的不同領域中已得到國內外的重視。江森自己整理個人出版作品的類別，大致涵蓋六大類，充分展現跨領域的精神：
１．教育政策、歷史及社會學
２．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３．國族主義、國家認同、國族差異
４．文化研究教學
５．庶民記憶、歷史評論與衰悼文
６．當代政治與文化、當代歷史，包括國際關係與核子議題

目前的研究興趣則有:
1.文化研究的實作經驗(包括田野工作、歷史方法及論述分析);
2.民族主義及民族認同(有關族群、階級、性別及性，以及在全球、區域及本土尤其城市的脈絡);
3.國際關係，尤指文化面向，如針對恐怖的戰爭及反恐怖主義的論述;
4.核子議題及國際關係，如武器與核子權力。
5.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趨勢，以及國家教育制度的改革(如中小型、多數族群的城市的公共教育)。

就研究數量與類別言，江森七○年代的研究和他的博士研究有關，檢視早期的英國社國史及教育政策及管理。八○年代後著作速度驚人，至1993年第一次退休，計有二十七篇，主題涵蓋面向廣泛且深入，其作品更加明顯地呈現文化研究領域「貼近社會脈動、廣闊的跨領域」之特色。例如:教育與庶民政治、反專制主義、歷史書寫的政治、閱讀馬克思、庶民記憶、解除核武運動的媒體再現、以及最經典的文化研究導讀(1983; 1986; 1987)、教育的政治學、英國教育與貨幣主義、媒體生產與消費、休閒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與英國研究(國族主義、敘事與認同)、柴契爾主義與英國教育、記憶與認同、基進教育與新左派、日常生活與民族認同等都是江森的研究範疇及課題。由1994年至今，出版成果也是豐碩，有四十一篇之多，研究面向貼近時代的脈絡，包括教育、異性戀及恐同性戀症及學校、文化研究、解讀國家遺蹪、性教育、男子氣概、歐洲認同、監控異性戀、文化研究的教學及認同、文化研究及歷史，反恐修辭、青少年認同、社會主義、布萊爾主義、反後霸權、核武、社區等。值得一提的是，江森由教學及方法論的角度(2004)，說明文化研究實作時的經驗及特殊立場，即融合文化主義及結構主義的雙重典範。並又重讀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2007)，批判社會理論中針對霸權的討論往後現代、新自由主義靠攏的趨勢。

(四)集體協作的日子：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CCCS）
在英國文化研究領域中，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CCCS）是英國文化研究的象徵，由Richard Hoggart創立於1964年，這個研究所針對當代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各種議題提出許多十分有趣的理論及實證主題，例如年輕人次文化、意識型態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文化、工作場所、傳媒研究、性別研究等。在成立約三十年的歷史中間，研究中心提出許多跨時代的議程及研究成果，成為全球學院中受到期待及推崇的研究中心。本中心一向以跨領域的研究取向見長，已有許多在台灣及國際學界耳熟能詳的代表性研究及學者，例如「霍爾」1968年成為該中心主任。中心有名的是提出文化研究的取向，並因為強調集體研究與寫作的方法，即中心的工作是組織個人研究與集體協作的整合，例如所有的研究生皆受到鼓勵透過他們個人的計畫在座談會中提出實質性的理論見解及政治爭論。此外在非正式的方面，中心內部有許多特殊團體形成，因為共同的興趣及協力出版刊物(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例如一些特刊如教育、媒體、傳播、種族等。這些刊物或所謂模板印刷的工作報告在公開後已廣為流傳，對全球學界的深遠影響是建立未來的研究議程（例如美國流行文化、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成為文化研究領域學者熟悉及應用於教學上的教材，例如集中於英國改制大學中新的文化研究、媒體研究、傳播研究課程，或是傳統的學科如歷史、社會學、教育及甚至英語系。如此跨領域、民主的集體協作團體使七○年代的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成為基進的研究重鎮，例如江森有許多與研究生的團體研究及書寫的經驗，他的許多作品實質上是協作而成的（可參見Ann Gray et al. (eds)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2007）。江森自己描述個人於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的貢獻－即幫助中心建立「伯明罕學派」（The Birmingham School)（以下是摘要自江森在申請諾丁漢川特大學的教授一職時的申請書）：

「我較廣的貢獻是作為一個研究者、作者、老師及研究組織者，為的是建立並發起當代文化研究新的跨領域計畫。．．．當我承接霍爾時，文化研究中心是一個文化研究創新及成長的重鎮，其任務是形成持續的參照點以說明文化研究的發展，例如伯明罕學派。．．．中心的研究生訓練已對我們自己的出版紀錄有所助益（難以生產單獨作者的專書），如此的協作也對知識運作的開創十分具有生產力。文化研究已對英國高等教育的系統及後來的新大學有重大的效應，現今此成果也見於世界的其他國家。
這個任務涉及到生產指標性的文本(例如 the CCCS journal and Hutchinson book series) ，同時重要的是教育的計畫，由中心孕育高等教育、進階教育、成人教育及學校的老師。因此我感覺個人主張的學術的卓越是深深受到我身為老師身份的影響外（包括協力研究的組織、新知識及課程發展的產生），以及我的作者及研究者身份，雖然這些是緊密相關的。
另一個發展文化研究的面向則是服務使新大學課程生效的機制－國家學術奬勵協會（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CNAA)。此機制已不復存在因為新大學可以授予學位。我則是其中委員會成員，負責參訪及檢視其他英國大學的文化研究及媒體研究課程。這成為正式的督導，更成為一個機制以引發在不同實驗學位間的對話。我們確有權力表示應該改革之處，或甚至結束學位，但我想我們未曾如此做。但我的確了解許多在其他地方的文化研究，並常與我教過課而之後於進修新學位的學生談話。在研究中心，我們做法一致，其就如我之後成為開放大學的庶民文化課程（霍爾於1980成立的文化研究中心）的外審人員。」
因此在伯明罕大學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個威脅，以及受到經費支出單位的質疑。江森於1974年於研究中心任職起到1987年卸任主任一職,，研究中心的規模非常小 – 從未多於三至四個教學及研究的老師，但總是有三十個以上的研究生以及日漸增多的大學授課。這最主要是起因於大學行政部門的敵意，其由少數單獨學科及保守的知識精神所宰制。研究中心則傾向於與校園中進步運動合作，在當時被視為是偏向學術與其他科層的學生及民主的運動。所以不受到行政部門的歡迎。
江森直接面對跨領域研究面臨的困境,即高教的重組及文化研究的建制化過程中,八○年代接繼霍爾的江森承先啟後，針對當時領域內風行的著作及論述，不斷進行內部批判，尤其他重新建立研究文化史的新研究觀點，樹立了跨領域、學科的模式，個人更在教育的議題上領導協作的團體，協力出版專書。在他成為中心主任時，花許多時間及功夫為研究中心進行有效辯護，反對那些行政部門企圖「重組」或破壞研究中心。但新的學系已面臨改組的壓力，使文化研究被吸納到更為正規的大學教學系統中。在1987大學必須同意一項擴張的計畫，可見中心與社會學系的合併 (是相當有邏輯的夥伴關係)。在當時江森決定不要擔任新的大系中主任，自主管退下後仍在系上待五年。這個決定大半是個人因素－想花多些時間和家人相處，跳脫惱人的工作。大學最終的確於2002年成功關掉文化研究及社會學系，雖然部份是反映經濟大環境中大學經費公共支出，普遍受到評鑑制度(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的壓迫(與台灣當前的情境相似)，不過這對大學而言實在是一大損失，因為這個系仍在世界享有盛名，有許多國際學生。其關閉僅凸顯荒謬的市場機制中的基進教育(因為研究中心向來是社科院最賺錢的單位)，仍然跳脫不了行政部門對此中心長期進行政治基進的教育的不滿。
江森社會史的背景，和早期英國戰後左翼的歷史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及社會運動的研究息息相關，和左翼歷史學者推動的共黨、新左派運動、成人運動、和平與解除核武運動等社會主義脈絡有關。雖然他出身於社會史研究，但早在他任教開始，已經透過不斷的爭論，例如與當時的馬克思歷史研究學霸EP Thompson在歷史工作坊展開激烈的公開辯論。當江森進入伯明罕大學傳統的藝術學院教授社會史任教，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已三年，直到研究中心成立十年後，他受聘為研究中心文化史課程的資深講師。當時的中心主任是霍爾，伯明罕學派的理論立場已確立融合文化主義及結構馬克思主義的雙重典範。反觀江森則有一項知識上的特別貢獻，是他探討當代文化研究、歷史學科規範以及當代的取向之間的相互關係。有許多計畫是教授英國的社會及文化史，針對研究中心的碩士班課程及指導文化史的研究，更涉及書寫，包括教育的當代史、歷史學的當代史以及理論與工人階級文化的當代史。我們也投入與歷史學者的論辯，尤其是透過 Ruskin 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 (這是一個針對社會主義及女性主義歷史學者的論壇)，特別關切歷史及記憶、歷史與理論。
歷史研究出身的江森，進入文化研究，比其他學者更殊異的特徵不在於他白人、劍橋的學習生涯。他沒有霍爾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術精英在第一世界衝撞文化空間的張力。但江森和霍爾其實有某種的相似性，也就是對個人認同/身份的高度察知後，在學術及運動上展開的一種不安現狀的，不斷於邊緣作戰的霸權策略。他一直選擇做權力中心的移民者及陌生人。因為江森一直倡導的CCCS的「好的部份」，就是基於此身於邊緣的特徵。由於他對權力的抵抗，各種實踐中可以看到他拒向權威及保守的傳統靠攏，一直避免將CCCS理想化，因為他在伯明罕的文化研究經驗，對他而言，是一直困惑且矛盾的，例如研究中心知名的學者常令人感到高度野心及恐懼，論述及語言非常抽象艱澀。所以，江森思索著的，有伯明罕經驗，但加上一些不同的，以形成最好的文化研究版本。

（五）教育、講座、社會運動
江森教授學士班課程主要於伯明罕時期。至於碩士以上課程，1970-73於伯明罕藝術系教授歷史與理論。1974-1980 教授文化史，1980-1993 則教授文化理論及認同。在他任內，總計有超過兩百位碩、博士學生曾參與他的碩士課，許多學生後來於大學、學院、學校任教，常以創新的方式開設文化研究的新課程及計畫。總計他指導完成的碩士有10 人，而博士有54人，遍布的學校有: Adelaide (Australia), York, Warwick, Melbourne (Australia), Sheffield, Aston, MacQuarie (Australia) ,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Glasgow University, East London Universit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Italy)。在伯明罕及諾丁漢川特擔任二十五場以上口試官的經驗。他授課及對話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例如台灣、巴西、加納、埃及、中國、葡萄牙、西班牙、馬來西亞等。值得一提的是他津津樂道的伯明罕教學經驗，和研究生之間進行的團體工作，師生集體研究及書寫成為中心日後許多協作成果，也被沿用到後來的新大學。此外他的社會實踐不曾因退休間斷，特別在社會運動、成人教育及城市論壇的領域中。

學院教育
在他的著作中，持續關注的焦點之一是教育問題，包括博士論文。在伯明罕研究中心期間，他總在探討教育如何在社會再生產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從文化研究的觀點（Clarke, Critcher, and Johnson, 1979），江森明確地指出馬克思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之間存在概念與政治上的實質差異，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必須彼此能夠藉由認識彼此之異同，尤其在思索工人階級文化的理論問題時。他所主張的「真正受用的知識」(really useful knowledge, 1979)，處理工人階級教育及投票權的議題，延續英國成人教育的基進傳統。他的立場是進步社會運動的弱勢及受壓迫者，成人教育者因此選了邊站，不是僅教一些有用的知識（merely useful knowledge）鞏固富有及優勢一方或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以教學、知識及教育使個人及團體了解險惡環境的肇因，由彼此經驗的反省中找出策略與理論，超克教育上的劣勢、解決社會上受排擠與歧視的情況，並挑戰經濟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受教者因此藉教育而學習自我解放、進而改善社會。
九十年代中，江森任教於所謂的「新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雖然受委派的工作是研究及出版,他自認扮演某種知識上的組織者及「打氣者」(enthuser)。他尤其試著與研究生緊密的工作,透過讀書會及討論團體、主導人文學院及基進社會科學的「研究訓練」。他常以個別的方式與許多研究生進行討論，比所指導的學生還多。在這研究訓練的領域有許多仍待改進，部份原因是相對少的同事有指導研究生的經驗。江森作為歷史學者又是文化研究的創新者，使他在學院知識發展中扮演中心角色，針對研究生的工作，他與學院的主管及各研究所的主任有密切的配合。江森總覺得自己是做苦工的人或是學生連絡的對象，主要角色在於促成學生的研究工作。
新大學即類似台灣學院改制的新大學，他有許多的研究，就是關係英國教育體系因著全球新自由主義而再結構的現象，學校由公有轉為私有的趨勢，以及強調數字量化的評鑑等（都和台灣的狀況若合符節）。有趣的變化是江森的頭銜改變，1994年已由資深講師轉換成高級講師(Reader)，並於1996年升等為「教授」。1995-97，他主持博士生的非正式工作坊，針對研究問題而討論，發現新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常受忽略。1997-99，針對國際文化研究的碩士班，他設計、教授並完成文化理論及政策的課程。1997- 2004，江森與同事（Dr Parvati Raghuram）一起設計一個原創的方案供博士研究生採用，所設計及教授的博士研究實作課程（Research Practice Programme）分成三個模組（modules），供博士生著手研究用，，後來成為研究實作上的證書及學位。從許多角度而言，這方案是嘗試再生產伯明罕研究中心協作的研究生計畫，目的在於建立「研究生公共領域」或論壇使學生能交換訊息及研究的感受，也由有經驗的學生得到實際的研究過程。這個方案得以成功在於接收人文學院內的研究生，包括較基進的社會科學以及人文方面的主題。課程在於介紹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中，以質性研究為主的研究法及議題，之後被國家資助的藝術暨人文研究部（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 ，AHRB）評比為英國人文研究的典範。1998年，他成為英國國立的工作小組成員，專門針對研究人文研究生教育訓練，主要向國務院及國家資助的藝術暨人文研究部提出官方報告，影響研究所的教育訓練的國家政策。此工作會議的貢獻是特別強調以論文為導向的學習準備及支持，而非一般或工作相關的訓練。1999年，他所設計的博士研究的實作課程獲得認可，修課學生可被授與研究證書，至今估計已有一百位博士及哲學碩士。2002-2005 江森與系上其他學者協同教授一門碩士班課程－全球化、認同及科技（Globalization, Identity and Technology，GIT)。雖然江森也嘗試在人文學院同事間建立較有協作的精神，部份是透過參與不同的方案，包括遺跡研究、國際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全球化、認同及科技）。即便在教學上的協作有見到成果，但難度較高的是鼓勵那些頂尖學者像研究者及作家般一同協作。江森堅信唯有合作才能促成良好根基的學術創新及某些真材實料的知識內容與社會實用性。在他任職的國際文化研究的研究中心原計畫發展成為一個創新出版的中心，卻只產出兩本著作，一本是江森合著的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這個研究中心之所以未成功，江森認為部份原因是英國學術生活變遷的壓力，部份則是新自由主義的轉變迫使學術朝個人主義及競爭的方向發展。(參見近作 2008 - o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訪學
江森在許多國家有授課經驗，並經常在歐美地區進行學術的交流活動。在豐富的教學及訪學經驗中，就他記憶所及，最為頻繁的訪學是在七○年代末到八○年代初年間，身為研究中心一份子及主任銜命「傳播福音」，但也因此族繁不及備載。
他僅就八○年代末後一些訪學提供參考，例如他在八○年代初至意大利四間大學，因為是一篇最早於意大利出版的文章（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其次範圍最廣的訪學是在美國，如、德洲奧斯汀、紐奧良，當時我們中心作品被當地視為某種「社會的」或「物質主義的」文化研究，是相對於某些人認為去政治的後結構取向。事實上這是別人接收他作品時面臨的解讀問題之一，因為江森從未界定個人的姿態為反後結構主義，並且他以為結構／後結構主義傳統的作品是很吸引人的，雖然事實上其受到主要的影響是「文化物質主義」。不過這些都構成了江森數次與當代傑出的社會學者Stanley Aronowitz在紐約City University研究中心及奧斯汀大學的文化研究學者進行合作、對話的內容。他更受邀去紐奧良現代語言協會年會（近1988-9年左右)與知名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家Gayatri Spivak進行對話。
江森參與歐洲主要的文化研究網絡（Erasmus；a Renaissance polymath) 是一個政府資助的合作網絡，遍及歐盟國家，為的是使學生及學者團體參訪其他大學。其中針對文化研究者，中心即在伯明罕大學及Middlesex University。藉此網絡，他參訪過許多歐洲國家。最主要的例子是他曾於德國的訪學，因為伯明罕的作品，他於九○年代初受邀在兩間以「國家認同」研究聞名的大學(Humbolt University in Berlin and the Cultural Studies Centre at Tubingen)授課，進行講座。兩處都是德國文化研究的主要中心，他們機構本身也在庶民研究的傳統上受到肯定。短期教學很吸引人，每天有非常密集的工作，並與同學及教師有長時間的討論，江森認為德國行對他跨國教學的經驗有很大的啟發，不只是保持較緩慢及清楚的表達，因為接收者的母語不是英文。
他也待過丹麥的Roskilde實驗大學，進行短期授課。同時，他在歐陸意大利的大學指導學生。值得一提的是江森和Barbara Henkes of Groningen University and Amsterdam 有長期的協作關係，因為後者是社會歷史學者，也研究記憶及口述歷史。透過Barbara，江森認識在荷蘭的歷史學者及博物館工作者，他才得出版國家認同及記憶 (如法西斯主義)。

成人教育
例如，他是工人教育協會(WEA， The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兼職的輔導員。WEA是英國最大的成人教育的義工提供及培訓單位，包括一般感興趣的課程及工會與特殊社區的課程。江森在WEA的角色可以追遡他長期以來對成人教育的興趣，例如他最早著作有關庶民教育的傳統(參見書目中的 “Really Useful Knowledge”，此作品已由不同的形式出版，是成人及進階教育重要的參考書目)。此外,他也曾擔任兩間成人教育學院的外審委員。一是Fircroft College,另一則是 Birmingham and Northern College, Barnsley當地的工人階級學生可獲得在高層次大學的入學機會，並有機會延續更一般的知識興趣連結到他們的工會活動或個人議程。又例如他在八○年代常在成人教育者的集會中談論文化研究。(的確文化研究中心最早研究文化的形式事實上是源自成人教育的老師– Raymond Williams, Edward Thompson and Richard Hoggart －他們皆曾是成人教育者，其最初的著作都是來自於與工人階級學生的對話。) 不過雖然江森總是教「成人」（尤其是研究生），並沒有在其他大學教授成人，而是直到退休後開始懷念起課堂的教學 (雖然仍指導學生論文) ，他才在Leicester為工人教育協會教了兩年，包括四堂有關二次戰後的當代史。
1. 我們的時光(英國1945年迄今的文化及政治,連結重大變遷與學生的記憶)
2. 新工黨的新意? (由歷史觀點看當代政治及文化)
3. 城市中的認同(城市中如非常多元文化的李斯特中的階級、族群、兩性、性別差異)
4. 展望未來(由不同觀點 – 政治、社會學、生態、科學及文學檢視世界的未來情境。例如我們有幾堂課討論烏托邦/幻滅之城、氣候變遷、全球貧窮、戰爭及核戰)

針對成人教育，他仍希望未來可教其他課程，可能有關教育政治及城市，嘗試理論化某些政治的實踐。

社會運動：和平、反戰工作
所以江森退休後仍活躍於公開的活動,這延續他學術生涯中一直致力連結個人及學生的工作到學術之外的世界面臨的重要議題。他過去曾於不同學術的工會中擔任相當積極的成員,深入參與所謂的「大學改革」。他也一直視教學為一個過程,對學術界及學術界之外的一般知識/權力的關係提出質問。他總是要求學生學習並自學對他們重要的主題,並非根據之前設定的學科規範或知識形式,雖然這也都牽涉到學科規範的工作。不過,身為一個忙碌的學者,他少有時間在學院外參與公共的政治生活,雖然他於七○、八○年代早期是工黨的黨員。
再者，他也涉及公共教育的政治及自八○年代初即成為解除核武運動的會員，成為此運動組織於Leicester的主席及會計，英國中部地區組委會成員，以及國家組織成員。解除核武是英國最大的和平運動，可追遡至五○年代，成為各地追求和平的象徵。江森協助擬定城市、國家及地區的策略，並參與組織遊行及示威活動、寫標語傳單、編輯與設計在地的新聞稿、在學院及學校進行和平的教育、為當地報紙及廣播撰寫專欄及演說。
解除核武運動充份反映江森長期參與和平及反戰工作的歷程：一是他退休及母親逝世後有較多時間參與公共活動，他自認是新手上路充滿熱情，進而有很強的使命感。同時，這個歷程也和美國九一一事件有關係，在阿富汗的戰爭及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後，他再次強力參與政治，成為和平及反戰的活動策動者。這包括在英國中部工業區的兩中型城市– Nottingham and Leicester，除了是反戰運動，反對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活動（the Stop the War Campaign ),他成為解除核武運動的會員（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共同組織倫敦反戰大遊行，這成為他公開活動的主要領域。
目前解除核子武器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說服英國大眾及政府核武的現代化是和非擴散協定及解除核武的行動相衝突;其二是訴諸國際傳媒，使政府及人民同意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會破壞國際上的核武,透過不同階段，由不同措施如解除恫嚇與定點的核武導彈。解除核武運動是很廣的運動，涉及成員有政治及宗教人士，但江森特別的興趣在於進行跨文化的對話及在李斯特不同族群社區間加強聯繫合作。不過為反對英國現在政府計畫增加仰賴核能發電，他特別負責寫作、研究及推行反對運動。

在地工作：社會、教育論壇
江森社會實踐的經驗可以讓國內有志於社會改革及教育改革的學人有豐富的參考的價值。最精華的部份是他強調在地的社會實踐，例如他深入參與居住地李斯特（Leicester）的社會論壇及教育論壇。
他是Leicester社會論壇的組委會成員，針對城市政治的議題，連結全球運動及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其他策略。大體而言，李斯特社會論壇則和社會論壇運動有所雷同，尤其是歐洲社會論壇２００８年於瑞典召開，是世界社會論壇的分支之一。但這個論壇不足以制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後果，其重要性是發展另類政策及策略處理全球正面臨的迫切問題。江森雖然對全球的觀點有興趣–尤其是核武／核能及全球私有化的議題－但他委身投入的是在地工作，特別是以城市作為政治單作為出發點。他表示如有機會經驗南台灣相似或相異的城市議題（與鄉村議題）將是非常棒的經驗。
江森身居教育論壇的會議召集人，發展教育的執照授權，致力於推動反對公共學校私有化的運動。一如他的觀察：「李斯特是非常多元的城市，在地出生的小孩許多操持的母語並非英語，這個城市已成為一個亞洲、非洲及東歐移民的中心，也是收容世界各地至英國避難的所在地。當地已經有大量的白種人及非洲－加勒比海區域的工人階級，以及英國境內最窮的社區，失業率高、兼職率高、低薪受雇者多、單親家庭多。．．．城市的教育雖然較許多大城市好，但在若干社區及學校卻是非常不均等及貧乏。所以底層面臨重大的教育問題。更糟的是這個問題更因政府的政策而更加惡化，尤其是政府欲強推私立學校並使「家長選擇」成為常見的口號。如此的作法將帶來的威脅是使各地教育不夠全面，並增加教育的不平等。李斯特市府的教育主管現在受到嚴格的規則去改善教育不均等的情況或是朝向私有化進行。如同發生在其他英國的城市，這將可能涉及將教育策略交辦給私人公司。」
承上述的觀察，江森投入李斯特的教育論壇（社會論壇的次團體）。論壇關注的是另類教育政策的發展及履行。強調的是學校之間的合作、在地民主的重建，針對有需求地區及教育需要的孩童提出解決的方法。針對這些方向，論壇已詳細設立一個另類的教育計畫，尤其與在地的老師及教師工會合作。這個計畫已被當地主管採用，並得到倫敦官員的重視。(因為新工黨的教育政策逐漸被視不受用)。現在爭取的計畫是為了李斯特學校委員會（Leicester School Board）, 其將是由民主遴選的當地教育國會及政策擬定論壇，將補足英國地方政府不夠民主的問題，提供政治工具再現主要的教育旨趣，包括年輕人等。基本上，江森擔任教育論壇的主席及書記有數年之久，他是團體的主要研究員，例如檢視在英國及美國學校委員會的歷史。他扮演的一個對教育的市場哲學及其他公共服務的批判者，但也深信公共服務的民主改革有其重要性。

200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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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vs. EP Thompson (a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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